李彦思路非常清晰。
“又或者，魏国突然撕毁合约，跟我们打仗，储备粮却用了一大半，该如何？”
“陛下说得对，臣对这方面的确不太了解。不过天枢司打探到，魏国自从建立了织造司，使用了新式纺织机后，禁止民间使用，一切利润都进入了魏国官府那里。”
“那种利出一孔的方式，能短时间内快速帮助魏崇延积累财富，但很快就会出现问题的。”李彦笑了笑，“魏崇延必然已经看过朕的书，朕猜测，他对朕在书里写的，人为主导市场，会引发危机，表示不屑，甚至怀疑朕是故意让他看到，误导他！”
“那是误导吗？”刘文静问道。
“当然不是，朕在里面写的每一点，都是经历严格推敲的，朕的宗旨是向大夏内部普及商业知识。但这世间，向来是立场决定行为。魏崇延怎么会舍得把如此大的好处，交给民间呢？”
刘文静听得似懂非懂，沈彬却很懂，因为他是商人出身。
同时，沈彬很震惊皇帝对商业的认知竟如此之深。
李彦自然知道，毛熊的模式是绝对行不通的，毛熊那种模式，在最初可以集中堆积资源来完成量上的增长。
但实际上，那种模式有许多致命的缺陷。
第一、生产和经营产生利润。
第二、权力控制生产和经营，必然会从生产和经营两个部分去暗箱操作，获取利益。
资本并不可怕，毕竟通过严格执行律法，能够一定程度上制约资本家。
但如果权力主导了资本，那就非常恐怖了。
权力将渗透到生产、经营的每一个环节，而权力者无法知晓巨大的市场需求，便会将资源过度倾斜到他自认为的领域。
这就是毛熊解体的时候，坦克换罐头的根本原因。
李彦写的《国家市场经济》更偏向于亚当斯密、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结合。
这三个人，分别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定者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定者，新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。
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更偏向于经济领域，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有看不见的手，官方不需要去干涉，交给市场自我调节就是人类最有的经济模式。
这个理论是在18世纪《国富论》里提出来的，当时人类恰逢第一次工业革命，全球市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打开，人类对商业理论的宏观认知有限。
《国富论》无疑为当时的人类经济打开了一盏明灯。
但之所以说它是古典自由主义，是因为它认为自由发展可以解决一切，可随之而来的是垄断，以及欧洲各国利益分配不均，在民族主义下诞生的世界大战。
世界大战后，人类开始反思古典自由主义，认为经济不能放纵。